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，就重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要求重大问题下级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。1923年6月，中央即要求“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，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”。1928年10月，中央在《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》中，对报告的时间、种类、内容以及保密要求都作出具体规定，同时表示，不按时递交详细报告者“中央即停发经费”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，为了生存，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，这是完全必要的。但是随之也产生某些事前不请示、事后不汇报、无纪律、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、游击主义倾向。这就导致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、措施有时不能贯彻到底，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
为了解全局情况，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，提出：为了及时反映情况，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，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，从当年起建立报告制度。

但是，东北局却没有按规定报告，对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东北情况造成困难。为此，毛泽东同志以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，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6个月以来，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，“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”。

电报指出：“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，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，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，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。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，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？”

林彪匆忙向中央送来综合报告并作检讨后，毛泽东复电林彪，指出：“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，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、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，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。”

三大战役期间，中央和毛泽东直接联络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、纵队和总台20多个；电报量从每月90万字增至每月140万字；特急电报占比从35%增至75%，即刻译发的四A特急报急剧增加。毛泽东亲自审阅各野战军电报达千余份，亲自起草有关战略方针和重要决策的电报300余份。

百年党史告诉我们，请示报告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，而是事关党的建设、涉及党的政治纪律的大事。

战争年代，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，“嘀嗒”“嘀嗒”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，全党全军无条件执行。新时代，我们同样要倾听那振奋人心的“嘀嗒”声，这个嘀嗒声就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，必须无条件执行。